达尔顿·特朗勃

特朗勃毕业于Colorado大学。早在高中时期，他就给当地的报纸《the Daily Sentinel》写东西了，他写的一些故事和短文最早在《Vanity Fair》上发表。1932年，他开始陆续给《Hollywood Spectator》投稿，随后成为该杂志的主编。30年代进入好莱坞当编剧。1935年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Eclipse》，同年他进入华纳，接下来的6年里写了21个本子，大多数是给华纳、哥伦比亚、雷电华的B级片部门写的，其中，改编自Christopher Morley的小说《Kitty Foyle》获得了奥斯卡提名。1939年，他发表了他最受欢迎的小说《约翰尼上战场》（Johnny Got His Gun），并获得了National Book大奖，这本书的灵感来自于一战时期一个在战争中被毁容的英国军官，这是一出反战题材的小说，在获得National Book大奖之前，它已经在日本畅销了，而这又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对日选政治宣战之后，它自然是被美国的和平组织拿来说事，特朗勃十分反感这书被战争利用为宣传工具。该书在1959年再版，特别为“跨掉的一代”奉为经典。60年代，西班牙导演路易·布努埃尔（Luis Bu?uel）想把它搬上银幕，找特朗勃来写本子，但这个计划一直都没有实现。1971年，T特朗勃自编自导的把它拍成了电影，并在当年的戛纳电影节斩获两项大奖。（FIPRESCI Prize和Grand Prize of the Jury，金棕榈提名）1943年，特朗勃加入美国共产党，但之后战争支持片场中进行反对共党的组织Conference of Studio Unions，于是在1948年，或许还由于无暇顾及，特朗勃疏远了和党组织的关系。特朗勃加入美国共产党的本意是相信共产主义是崇尚自由和友好以及对抗当时的法西斯主义，他并不甚关心马克思主义。因为他这样的政治身份，演员Ginger Rogers甚至拒绝念特朗勃写的剧本上的一句台词：“分配和平等的分配，这就是民主。” 作为一个编剧，特朗勃是很成功的，他曾竞选过工会，以及担任作家协会的主席，并为HICCASP Hollywood Independent Citizens Committee of the Arts, Sciences, and Professions的一员。 40年代末，特朗勃遭到非美活动委员会HUAC的迫害，被米高梅于1950年解雇，并蹲了大牢。在牢里没事只能看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在当时的传讯听证中，伊利亚·卡赞为了保护自身，而供出了很多给黑名单添数的名字，特朗勃评价他：“我为他感到耻辱，他比其他很多有能力为自己辩护的人要差太多了，他这样做，耍些小把戏就可以继续他的拍片生涯，但他的名声盖住了这些劣迹。他把观众带进戏院看他的影片，这些影片充斥着比他（导演）还要迷失比他还要无能的人。这不对，我是想说，这不是什么好事情。这就是我对他的看法。” 出狱后，特朗勃被列进黑名单，无法在美国工作，于是他卖掉了在加州的农场，搬到了墨西哥，当然他还是得挥笔杆子养家，他用匿名的方式写了不少低成本电影的剧本，为添家当还得给女性杂志写些小故事，不过用的是他妻子的名字。在那期间，King兄弟是他的老板。（他们将特朗勃的小说《The Boy and the Bull》拍成电影《The Brave One》（1956）。这个时期，他写了《罗马假日》（Roman Holiday，1953）的故事，Ian McLellan Hunter是编剧，随后片子获得了奥斯卡奖，Hunter都得通过秘密手段把酬金转到特朗勃的帐户手上。1956年，他以匿名“Robert Rich”编剧的影片《The Brave One》又为他赢得了另一座学院奖。 特朗勃最终以真名出现在电影演职员表里，是作为影片《斯巴达克斯》（Spartacus，1960）的编剧，同年，《出埃及记》（Exodus，1960）的导演普莱明哥公开雇佣他为编剧，最终，特朗勃的编剧才华可以重见天日，光明正大了。 特朗勃在给King兄弟的信中写到：“这份黑名单总有一天要完蛋，因为它是不正直、不道德、不合法的。总有一天我会公开的在电影工业里干活。那天一旦到来，我向你发誓，我绝对不会在任何大制片厂的限制合约上签字。我会随我意思，骄傲的，至少每年给King兄弟做一部电影！” 1976年9月10日，特朗勃在好莱坞的贝弗利山于世长辞。